散文：不可回避和定义的人性

　　我有时想什么构成了一个作家的写作呢?地域的、文化的、知识的、身体的、还是日常的、经验的、梦幻的?等等,而我们在这些写作的构成方式上为自己准备了什么?有人在为自己的写作——建造一座庙宇,想做一尊佛头,在读者看来,这可能是一具干尸,在毫无感觉地散发腐败的气味;有人把个人的记忆写成了一个时代的背影,拖着长长的阴影,这不过是一条狗尾巴,用他们的怜悯博得同情;有人把地理虚构成符号,宏大到个人,精神到故乡,母亲就成了一条大河的代名词。凡此种种,这种拙劣的文字表演还将继续。而某种散文又是另一种大词,放大的个人日常和被修饰的修辞概念,之后粉霜和口红粉墨登场……小丑的表演终会谢幕。

　　当我们面对日常化语境的今天,写作观念和价值判断重要性尤为重要。散文写作在经往逼窄和颠簸的行程中通向宽阔的道路,这将是一场守旧与维新的较量。先锋不只是形式,先锋是从伪的命题和概念中挣脱,写作是要回到常识中来。散文不是供人容身避雨的心灵港湾,它是天马行空,乱舞章法,也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不可规避的,不可定义的双重性,先锋意味着人性自由和价值主张的可能。

　　或者说,人性的绽放在散文的写作中成为一个问题。在漫长的文学谱系中,散文没有承担应有的抗争,它的参照的社会和日常的复杂性,没有得到表现和伸张。自鲁迅散文开始,人性开始烙下印记,散文作家便有了人的样子。但时间即便过去很多年,我们再回头这些没有长成人的孩子,它依旧胆小、孱弱、蹒跚、沉默。

　　这样人性模糊了很多年……即便如此,散文依旧在这个繁复的时代发出呻吟,病态状存在,它们流于形式,找不出疼痛和疑难杂症,不过是新帖和旧赋,皆大欢喜。我猜想,这个人文缺席的时代,散文需要建立人性的复杂性,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此刻,就像超载的卡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每个人都可能是司机、货物和搭便车者,也可能是路人甲乙丙丁、交通警察、路政人员、收费员,作家就是要把这些没有关联的人——他们的人性善恶美丑呈现出来。

　　物性的抵达也是文学人性的回归，所谓诗性表达、浪漫主义(现代和古典)、抒情性和修辞性都是散文的花边装饰，去散文的社会性带来的后果是伪的观念和形式盛行，散文可以茶余饭后，可以吃喝拉撒，也可以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但都应是人性的表达，在这个纷繁的时代留下自己的印记和声张自己的个性，但也不是小丑们吹着扩音器独自表演……

　　写作者，在路上。而辽阔来自远方，或高处，而写作者走过之后他们的背影已散开成一大片。

　　回到西可的散文《那是记忆》,我有一些感想:几十年前的人民公社，他在油灯下的叙事，他写下彼时的事情,现在读来,有些隔世,但他精神的地理依旧鲜明,他的散文除去了虚无和困惑,不再阐释和记录自己的遭遇和感怀。我觉得波澜不惊的事后充满平静而充满温暖，他不借助物化和拟人的象征自我美化时代的印记。但我还想说的是“那时”不需要礼赞,更不须要膜拜。“那时”在西可的心里勾勒的图景是戏台、汽灯、石碾、蒸汽火车和他的旧时的大地,这些事实存在于时间的物象,被他一一镂刻,他把握住了一条生命主线,这些有名字的事物,让我记住他在文字中听过的戏名。

　　另外,我想说的是感怀与斑斓的人生经验比可以微说,甚至忽略。西可是一个有时间情怀的人,在路上,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很多可能,对他来说可能更重要,无论屋舍或殿堂在否,无论庙堂高低远近——当日常参杂了人性,人生参悟便有了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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