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的海归科学家4篇

中国著名的海归科学家篇1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经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境，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期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景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忙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我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之后不仅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向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中国著名的海归科学家篇2

华罗庚是中国现代数学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东京逝世。1924年初中毕业后，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家贫辍学，刻苦自修数学。1930年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熊庆来的重视，被邀到清华大学工作，在杨武之指引下，开始了数论的研究。1934年成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6年，应苏联科学院邀请去苏联访问三个月。同年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任研究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48年开始，他为伊利诺伊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委员和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席团委员等职。还担任过多届中国数学会理事长。此外，华罗庚还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华罗庚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在美国施密斯松尼博物馆与芝加哥科技博物馆等博物馆中，与少数经典数学家列在一起。他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又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荣誉博士。

华罗庚在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广泛数学领域中都作出卓越贡献。

由于华罗庚的重大贡献，有许多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引理、不等式、算子与方法。他共发表专著与学术论文近三百篇。

华罗庚还根据中国实情与国际潮流，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研制。他身体力行，亲自去二十七个省市普及应用数学方法长达二十年之久，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著名的海归科学家篇3

1930年的一天，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坐在办公室里看一本《科学》杂志。看着看着，不禁拍案叫绝：“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周围的人摇摇头，“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人们面面相觑。最后还是一位江苏籍的教员想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我弟弟有个同乡叫华罗庚，他哪里教过什么大学啊!他只念过初中，听说是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

熊庆来惊奇不已，一个初中毕业的人，能写出这样高深的数学论文，必是奇才。他当即做出决定，将华罗庚请到清华大学来。从此，华罗庚就成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助理员。在这里，他如鱼得水，每天都游弋在数学的海洋里，只给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说起来让人很难相信，华罗庚甚至养成了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他当然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只是头脑中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看着题目思考一会儿，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开始在头脑中做题。碰到难处，再翻身下床，打开书看一会儿。就这样，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华罗庚被人们看成是不寻常的助理员。

第二年，他的论文开始在国外着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清华大学破了先例，决定把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提升为助教。

几年之后，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可是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访问学者。因为做访问学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到英国，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

华罗庚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写了20篇论文。论水平，每一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

华罗庚以一种热爱科学，勤奋学习，不求名利的精神，献身于他所热爱的数学研究事业。他抛弃了世人所追求的金钱、名利、地位。最终，他的事业成功了。

华罗庚把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华罗庚把数学应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著名的海归科学家篇4

科学家张民觉轶事

原籍山西岚县的美籍华人张民觉博士(1908—1991)，英文名Min-ChuehChang，是世界闻名的生殖生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他发表了350多篇科学论文，荣获许多高级别奖项，3次荣获诺贝尔奖提名。

张民觉从不承认自我聪明过人。他说：“假如我这一生在生殖生理学做出了一点贡献的话，那主要是我有幸在恰当的时间、地点，与最佳人选在最佳的课题上努力所致。”但作为科学家，张民觉确有许多不一样于常人的特质：他思路宽阔，思维敏锐，治学严谨，进取心极强。他钻研的科研课题一般都是关乎人类生活和社会提高的大课题。他坚信“科学研究没有捷径”，一旦确定自我的研究方向，即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他常常以实验室为家，争分夺秒，不分昼夜，埋头工作。

在张民觉生前，作者与他有书信来往;同时与他的国内亲属——元配夫人李民淑、长女张燕林有比较多的交往;与他的美国朋友朱迪丝·玛坎和长子张板桥也有过接触。所以了解到张民觉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现披露如下，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意。

成果卓著，却未曾申请一项专利

张民觉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直接承担、参与和指导了多项重要研究，取得了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重大成果。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张民觉经过很多而巧妙的实验证实：大多数哺乳类动物的受精过程，实际上是精子在输卵管里等候卵子，而不是人们想象的卵子等候精子;精子在雌性生殖道里是经过了必须的生理变化，才能与卵子结合受精的。这就是“精子获能”现象。同年澳大利亚学者澳斯汀博士，也在实验中发现相同的现象。国际生理学界将他们俩的研究成果命名为“张氏—澳斯汀原理”。这一现象的发现，不仅仅有助于解开精卵受精之谜，并且对实现精子体外获能和试管受精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张民觉的科研小组在哺乳动物进行体外授精方面的开创性实践和成功经验，为日后实现人的体外授精和试管婴儿问世，奠定了良好基础。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女婴路易斯·布朗在英国曼彻斯特一家医院诞生。新闻界在报道此项重大消息时，还以醒目的标题称她是“张民觉的女儿”。完成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实验的英国医生斯蒂伯托和爱德华，在回忆完成这一医学史上奇迹的过程时，数次提到张民觉的名字。张民觉从此有了“试管婴儿之父”的美誉。

又如1961年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正式批准厂商以Enovid的商品名上市的首批口服避孕药，就是张民觉和美国科学家品克斯在“二战”结束之后，在世界人口爆增的形势下合作研究、发明的。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标志着生理学原理直接应用于人口控制，它的广泛应用使“性”与“生育”分离，易为人们控制，深受广大妇女欢迎。几十年来，数以亿计的妇女服用过这类口服避孕药。即使是当今市面销售的口服避孕新药，也大都是在当年开发的药物基础上不断改善的成果。张民觉所以获得“口服避孕药之父”的称誉。

可是，淡泊名利的张民觉没有申请过一项专利，而是广施爱心，无条件地将自我的科研成果奉献给全社会，造福于全人类。他甚至把自我尚未发表的研究资料，拿出来供别人使用。应对众多的荣誉和头衔，他一向坚持平常心态，不止一次地宣称：作为科学家，我只看中在学术上要有所建树，用自我的专长服务于人类社会。

身在异邦，心系中华

张民觉是1938年9月，经过中英庚子赔款留学考试赴英国留学的。1941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应邀从英国到美国，在麻省伍斯特基金会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原计划只做一年研究就要回国。但由于研究的深入和不可中断，加上同行科学家的挽留，而未能成行。1956年挚友张香桐离美回国，他也表示：“我也真想回去，我的根在中国。”1972年，他参加了以任之恭为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来华访问，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回国工作的请求。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劝解他：“你是搞科学研究的，在美国环境、条件挺适宜的嘛。你有心帮忙中国搞四化建设，渠道和方式有很多很多。”

张民觉因为自我学成后未能回国服务，一向抱有负罪感。经常在各种场合公开自责：“几十年来，流落海外，未能回国出力，该打屁股!该打屁股!”

1988年，张民觉的长女张燕林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解剖系做访问学者。张民觉惟恐她滞留美国，催促她说：“时间到了你就赶快回国，报效祖国。”就这样，张燕林按时回到国内。可见，张民觉是把对中华的“大爱”，置于对家人的“小爱”之上的。

其实，张民觉经过其他方式报效中华，还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例如多次回国讲学，奔走于各研究机构之间，把自我的研究经验和生殖生理学的最新发展动向介绍给国内学者;把国内的科技人员邀请到美国他的实验室工作，或介绍到其他科研机构工作;向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和山西计划生育研究所捐赠自我珍藏的期刊资料和图书。另外，他还多次捐款给清华大学、山西大学，资助故乡岚县设立“张民觉奖学金”、创办“民觉小学”;给山西雁北地震灾区和山西三晋文化研究会捐款;等等。

张民觉在美国的亲属一开始对他的捐献行为不知情也不理解。儿子张板桥在《父亲留给我们的财富》一文中这样说：“过去，父亲对家乡予以多次热情的帮忙，我们都不甚清楚。在美国，父亲的积蓄都到哪里去了给我们的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我们感到十分疑惑。当我们长大成人，了解到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并且得知家乡的父老乡亲连吃饭都有困难，才理解了父亲寄钱给家乡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还了解到，他的部分寄款是用于资助家乡岚县教育事业和创办艾蒿沟小学时，我们才真正感悟到：父亲的举动是那样的雪中送炭，那样的难能可贵，那样的让人钦佩!父亲是想让家乡的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受到同等的教育，过上同等富裕的生活。父亲还要我们以他为榜样，日后更多地热爱祖国，关怀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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