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母亲的嫁妆

　　文 | 姚源清

　　母亲过门的时候正二十出头，当时我的父亲还没分家，一无所有，能成全这门亲事，还得益于说媒人能夸海口的嘴上工夫。母亲年轻时是个标致的侗家姑娘，刚到出嫁年龄，王寨、小江、黄风，各地上门说亲的人便络绎不绝，条件比父亲好的也多的是，但也许真如母亲后来所说的，是命，命里注定的东西，开脱不了。偏偏是我的父亲，这个地道的男人，在说媒后的那个春日清晨，吹着木叶歌徒步来到了圭求侗寨。外祖父在和父亲连干两碗米酒后就满意地点头了，再看母亲没有吱声，于是就把亲事应承了下来。母亲最终嫁到兰畔这个山高水远的地方，不能不说有些宿命的意味。

　　嫁妆大部分由母亲一个做装裱匠的远房表哥赶制，我的这位舅舅手艺很好，特别做嫁妆的工夫遐迩闻名。听说在圭求一带，但凡有新婚喜事，都少不了要聘请他帮制嫁妆，这不仅是因为价格上经济实惠，更重要的是做出来的嫁妆精美无伦。并且，这位舅舅口碑极好，接活后总能按时完成，从不拖延主人家的时间。

　　嫁妆是在正月做成的，嫁妆做成的时候，我母亲也就出嫁了。全套嫁妆几乎体现了那个年代乡下人家物质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有漆着红黄两色的大柜子，有精致的牙床，有货桌，木箱，皮箱，碗柜，火桶，花边镜子，还有成捆的衣被和垫单，加上妆奁，水壶，茶盆，可谓花样繁多，巨细无遗。从兰畔赶去结亲的汉子们肩扛系红的木杆，挑着刚做好的囍印糍粑，一路吹着唢呐，浩浩荡荡地走了一天，暮色四合时才赶到圭求。仓促歇了一夜后，第二天吃过早饭又紧接出发了，汉子们抬着这些无比沉重的嫁妆，爬山涉水，汗出如珠。刚走到半路，天空突然一声闷雷，接着稀里哗啦地下起了暴雨，四下里水汽迷茫，河水涨了，路面也越发泥泞起来，抬嫁妆的汉子们被淋得湿透，一个个成了落汤鸡。但汉子们仍然兴致很高，他们开着玩笑对父亲说，原来你婆娘吃饭喜欢泡汤啊，怪得出嫁这天要落大雨。

　　不管怎么说，新娘和嫁妆算是安全接到家了。我不知道，当母亲踏进家门时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多年以后，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母亲的娘家人当时都认为，兰畔穷山恶水，是个连饭都吃不上的地方，然而他们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还要选择过来。的确，才来的几年，家里储存的粮食都不够吃，米缸经常没到秋收就见底了。那些日子里，母亲经常要去集市上添购大米，或者换更便宜的面条，才不致断炊。因为我的父亲兄弟较多，又兼长子，分家时只得到了半幢新立的木房，以及几样简陋的家具，木房更是一片木板都未曾装修。没有木板，母亲就把自己在娘家的储钱拿来买木材和板子，不够又跑回娘家和几个舅舅讨杉木树，砍伐后解成木板再请人装修。我常常想，某种意义上，这些不又都是母亲的嫁妆吗?

　　然而，婚后的家庭并没有给母亲带来更多的幸福。生活的重担让母亲开始变得开始有些絮叨，而父亲则陷入了巨大的沉默当中，经常酗酒，两人不时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爆发口角，在酒精的作用下，父亲怒不可遏地选择了摔碗扔盆，砸箱踢柜。母亲的那笔嫁妆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损坏的，柜子的门，花边镜子，货桌的抽屉，处处是被破坏的痕迹。我知道，母亲的心一定在滴血。很小的时候我就惧怕父母吵架，有时候他们有意支开我和弟弟，骗我们去田里赶鸭子，然后放心地在家吵，而更多时候就当着我们兄弟的面，用粗鄙的语言攻击对方。大部分的争吵都是母亲落在下风，她曾不止一次打算过要离开这个家。然而，因为我们，母亲终于没有离开过。

　　十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去了异地求学，弟弟也在县城念初一了。母亲为了照顾弟弟选择待在了老家县城，而父亲则出了外面。我们已经很难团聚一起了，更不用说是回到老屋。我知道，老屋的那些嫁妆，终究也会随着时间慢慢陈旧，慢慢老去。一次母亲告诉我，她那位在镇上割玻璃的表哥辞世了。是的，做嫁妆的人已经不在，而母亲也年年渐老。以前我不是很理解“美人迟暮”，然而却在母亲身上有了确切体会。

　　也许，对于母亲来说，嫁妆并不是别的，而是那笔最珍贵的青春，那段不复往返的记忆。然而，她却在苦难中把它永远地留给了我们，留给了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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